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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歌班的第一次演出



丁一 大约在清光绪初年,“落地唱书”从沿门卖唱进入茶楼。为适应演出需要,开始了演唱长篇书目。但是要演唱长篇书目,对落地唱书艺人来说,有许多困难。枝蔓繁多的故事情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都要交代清楚,而且还要求有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单靠主唱者一人“跳进跳出”,时而白,时而唱,不仅故事交代不清,更难刻画人物,不能吸引观众。这个现实使得唱书艺人不得不考虑在唱书形式上作一些改变。
约在清光绪中期,唱书从双档(两人合唱)发展成三档(但大部分仍是双档)。当时虽以上档为主唱,但也把书目中角色分给下档演唱。当书目中的角色相互对话时,就上下档对白对唱,有呼有应,你来我往,互相轮唱,这样就有了感情交流,增强了气氛。由于上下档演唱者表演不同,书中人物性格较前更为明朗了。同时唱书人还运用“五色嗓音”,以小口、本喉、大嗓各种不同音色来区别旦、生、须生、大面和男角、女角、老的、少的,在语言上给观众增强了立体感。演唱时还运用手中道具“三跳板”或折扇,根据剧情内容,配上简单的身段动作。如折扇,有时当作马鞭,有时则作船桨、书信,甚至可以当针线、圣旨、战刀,一物多用,十分自然。日常生活中的开门关门、上楼下楼、骑马坐轿等动作配以身段,随演随做,表达自如。人物语言流畅朴实,大大增强了对听众的吸引力。
唱书艺人在表演手法上的丰富多彩,给落地唱书搬上舞台、发燕尾服为戏曲创造了条件。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唱书艺人虚心学习、大胆创新的结果。 一、于潜乐平伍村的演出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嵊县桃源乡东王和黄郎地村的南派唱书艺人李世泉、高炳火、钱景松、李茂正、袁福生等结伴到桐庐、富阳、于潜一带唱书。白天,他们以两人或三人为档,分头到各村、镇演唱;晚上唱完书,仍住同一客栈。闲时便互相攀谈当天唱书所得(外地不是送年糕、粽子),有时也谈些见闻,商量次日去何地演出等。这样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小群体。
翌年(1906年)清明前数天,他们又结伙来到于潜县乐平伍村落脚。当夜唱书,唱得声色俱佳,当时农民赞他们唱得“活灵活现”,像做戏一样。唱完以后,拉住他们攀谈,兴之所至,有人随口提议:“何不把走台桌搬走,演演看!”不料这一大胆提议,引起了纷纷议论。有的说演不来的,但更多的年轻听众出于好奇心理,欲看新鲜事,十分赞同这个提议,要唱书人改成戏演一演。这个提议在李世泉、高炳火他们心中,激起了一股演出的欲望。唱书改演戏,过去连想也没想过,实在新鲜稀奇,倒不妨试试。但要演戏,谈何容易!高炳火、李世泉心想:说不会演,有失脸面;说会演,又怕倒翻(砸锅),只好推说:“演戏要淡脸(化妆),要行头(戏服),我们一点东西也没有,是演不来的。”谁知在场听众一听这话,当即就表示,一切演出物品由他们负责筹措。结果你一件、我一件,借来竹布衫裙、鹅蛋粉等,还七手八脚地在晒场上用门板搭了个小草台。这一来,李世泉、高炳火、钱景松等六七人,被听众们“赶鸭子上架”,再也难以推辞了。
当时他们心里有个盘算:演好了,求之不得;坍台了,第二天一早拔脚就走。头一天演出了小戏《十件头》、《倪风扇茶》。《十件头》中,美多姣(旦)由钱景松饰,小轻浮(丑)由李世泉饰。《倪凤扇茶》(《双珠凤》中的一折)也由他俩饰演。李茂正司鼓,其余人帮腔。尽管艺人们第一次上台,提心吊胆,不晓得怎么做戏,然而丢掉了手中的“三跳板”,撤去了走台桌,不受环境和手脚的束缚,可以放开手脚,在台上走来走去,调手调脚,倒是把人物唱活了。听众们看了都说这样演比唱书好。演出效果出人意料,观众要求再演。李世泉等一则盛情难却,二则也想再试试,于是在做了一番准备之后,第二天又演出了《赖婚记》。
由于《赖婚记》是长篇书目,角色多,唱书艺人只好一人多角,时而扮这,时而扮那,鼓板、帮腔均由演员兼任。当全部演员都上台时,后头无人帮腔,就在台上帮。无人司鼓,角色(演员)退后一步去击板打鼓(当时击鼓是坐在台上后面的),分不清前台角色和后台司鼓者。
笔者在五十年代曾采访过当年参加演出的高炳火。据高炳火回忆说,《赖婚记》的角色分配是:
高炳火——孙姑妹(正旦),袁福生——邬玉林(小生),
钱景松——玉莲(彩旦),李世泉——陈氏(丑)
那次演出,从邬玉林投亲起,演到“赖婚”、“逼嫁”止。人们看了演出后都说好。当时邻近乡村也有人来看,看后找到班里,要求到他们村里去演出。但艺人们心中无底,觉得毕竟不曾进过京班、大班,从来没演过戏,场步手势一点不会,瞎弄弄总不是办法。借口清明已近,要回家撒谷子,便离开了乐平伍村。 二、余杭县陈家庄的演出
李世泉他们在于潜乐平伍村把唱书改成演戏的消息,很快在杭嘉湖一带传开了。于是,在余杭县陈家庄唱书的艺人们,也作了一次尝试。
当时,相来炳(今高升乡下杨村人)带着徒弟马潮水(春联乡马仁村人),并邀在春联乡湖荫村的师兄弟、师侄张伯初、裘阿宣、张金魁及儿子张康荣,还有赵顺昌、郑兰根、任阿求等人,正在余杭县陈家庄陈万元家落脚唱书。据参加这次演出尝试的马潮水在五十年代时回忆——
大约清明前数天,赵顺昌听到南派艺人(高炳火、李世泉等)在于潜上台演出受人欢迎的消息,讲给大家听后,大家议论纷纷,一个个跃跃欲试,可是又不敢向师傅提出。马潮水年纪最轻,斗胆提议,不料被师傅打了一个巴掌。师叔、师兄心中不顺,难道人家能演,我们就不能演?
此事为陈万元得知,陈万元竭力支持他们演出,并拿出秀才帽子、马褂和女人嫁妆衣,给他们做戏装。于是在第二天,村里人用八仙桌搭了个小台,他们吃过中饭就开始演。演出的剧目是《珍珠塔》,由马潮水扮方卿,张金魁扮陈培德,张康荣(张金魁之子)扮陈彩娥,裘阿宣扮方朵花,赵顺昌和任阿求扮丫环。当时角色分配,完全是从谁的扮相接近剧中人物或谁对这一人物的书唱得最好来考虑的。谁知这一分配竟成了一些演员日后终生的行当。那次演出,从方卿别母开始,到前见姑、九松亭止。短短几个单折戏,演了一天一夜。艺人们分好角色上台时,不会走场步,更无身段动作,而且仍按唱书时的表演,既唱又做,把夹白、插科打诨等噱头无选择地运用在表演上,故拖长了时间。尽管如此,总比坐着唱走台书来得生动活泼,还是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三、嵊县东王村的演出
1906年清明节已到,按嵊县农事节气,清明前谷子落田。李世泉他们在乐平伍村演了两夜后,回到嵊县,准备种田。闲谈间,他们不无自豪地向乡亲们夸耀自己上台做过戏,村里人很有兴趣,纷纷要求他们在村里做一做,给大家看看。李世泉、钱景松、高炳火等盛情难却,同时也想在乡亲们面前显显身手,便答应下来。
他们商量了一番,确定了演出剧目,并议定了剧目的主要场次;无关紧要的过场,按唱书“有话即长,无话则短”的原则作了删节,并请袁福生、高炳火之徒高金灿、俞柏松一起参加,分头按戏中角色的身分借来了竹布大衫、马褂、竹布裙、女人的包头。又请村里妇女帮他们淡脸、包头,用镬底灰、报红纸代化妆胭脂与画眉。在东王村香火堂前空地上,村民们用稻桶、门板搭起一个草台。
古历三月初三清明节,就开始演出了。日戏是《十件头》、《倪凤扇茶》,仍由钱景松、李世泉饰演。夜戏是《双金花》,王金龙由袁福生扮演,蔡兰英由高炳火扮演,蔡必达由李世泉扮演,李茂正、俞柏松饰丫头,钱景松和高金灿打鼓帮腔。小生穿大布衫,小旦穿竹布花裙,大面穿便衣。官服蟒袍则借菩萨蟒袍代替,菩萨的胡须权作髯口。由于增加了人手,台上唱戏、台后帮腔,演员劲头十足,气氛十分热烈。只有百十户人家的东王村人,从来没有演出过戏,这次看村里人上台扮演,大家越看越有趣,欢喜得很。
但当第二天继续演出时,却遭到甘霖镇上团练头子樊金焕的阻挠。理由是未经官府允诺,此种“鹦歌淫戏”要禁暴,组织“坂会”青年护卫,并请村上绅士李海法出面支持。李海法号称“断尾巴龙”。樊金焕知道他有财有势,而且可能与革命党有联系;又见东王村已有准备,还组织了“自卫”,才不敢抓人禁戏,演出得以如期进行。自东王村演出后,邻村纷纷邀请演出。李世泉他们去外村演出时被樊金焕抓去,结果还是由李海法出面交涉,才获释放。从此,李世泉、钱景松、高炳火他们在东躲西避中继续演出,第一副专业戏班(南派)就此形成。北派艺人马潮水等从余杭回嵊,也继续演出于乡间,成为北派第一副专业戏班。
于是,“落地唱书”一跃变成了“戏”。但这种戏叫什么名堂呢?艺人们自己也不知道。落地唱书初上舞台,无铜锣敲打,无丝弦伴奏,穿的是竹布大裙;所唱曲调,纯是嵊县唱书调、山歌小调。观众自然地将它与大戏(绍班)相比,便称其为“小歌班”。越剧最早的名称,实际上还是嵊县观众给取的。 越剧就是这样从“落地唱书”走上舞台的。从这三次演出的情况看,于潜县乐平伍村的演出和余杭县陈家庄的演出,是毫无准备的,是在观众促逼下仓猝上台的。而嵊县东王村的演出,则是有准备、有目的地进行的,而且是在激烈的演出与反演出的斗争中进行的。因此,东王村的演出比上两次演出显得成熟些。东王村演出后,影响很快波及全县。剡溪两岸的唱书人转为专业戏班和农村青年在“小歌班”拜师学艺的日益增多。到1907年,嵊县已相继产生了二三十副专业小歌班。于是,越剧便进入了早期的男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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